一个渔业村的转型之痛

　　一个渔业村的转型之痛

　　本刊记者/沈雁冰

　　提要：“海上盗捞第一案”争议背后，是长期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的渔民群体。

　　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日渐枯竭，曾经以海为生的渔民群体，遭遇转型之惑。

　　6月11日，椒江法院第一法庭旁听席上，哭泣声此起彼伏。

　　法庭门口，一个叫陈茹煜的6岁小女孩，默默地注视着法庭内的动静。因为未成年，她被禁止进入法庭旁听。

　　此时，中国“海上盗捞第一案”正在开庭，作为17位被告人之一，陈茹煜的爸爸和爷爷正站在被告席上。

　　与他们有同样遭遇的，还有另一艘工程船“信宏168号”上的23位被告人，他们等待着择日开庭。

　　两艘船上40位被告人中，有31位来自福建省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村，一个传统的渔村。他们中年纪最大的61岁，最小的26岁。

　　自从2008年春节过后，他们出海营生，到当年5月初在台州海域捞取钢材被抓，已经一年半过去。

　　这些渔民世代以捕鱼为生，而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日渐枯竭，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，他们自谋生路，自筹资金，合资购买了工程船，开展海上工程业务。不曾想，却遭遇“全体沦陷”之痛。

　　渔村衰退

　　定海村，中国茫茫海岸线上的一个传统渔村，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的连江县，与马祖列岛一水之隔。

　　连江县22个乡镇中有渔业乡镇13个，全县1/3的人口从事海洋渔业，水产品总量连续25年居福建省首位，全国县级第二位。

　　定海村所在的筱埕镇，则是这个渔业重县的渔业重镇，而定海村更是该镇的渔业大村。“全村有7650人，2130户”，定海村党总支书记黄祥连告诉本刊记者，“定海村是一个以海为田的传统渔业村，很多家庭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”。

　　由于近年来，海洋环境污染、捕捞强度加大，再加上气候变化导致海水酸性、破坏珊瑚礁，使得海洋渔业资源日渐萎缩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发布警告说，如不采取有效保护措施，全球可供商业捕捞的渔业资源可能在2050年前枯竭。

　　国家为保护渔业资源，“十五”期间开始实行捕捞零增长和渔船“双控”制度，此外，渔民在申领捕捞许可证时，还需缴纳渔业资源费，渔民的捕捞作业越来越艰辛。

　　在定海村渔民看来，收入的减少是实实在在感觉得到的，“前几年，一个渔民一年可以赚个几万块，这几年收入越来越少了，好的时候1万多，少的时候只能赚几千了”。

　　“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，渔船出去，随随便便就满载而归，现在出去捕鱼还要看运气，有时候一无所获都有可能”，村里一位老渔民告诉记者，“现在出海，越来越远”。

　　由于每年的禁渔期和台风等气象原因，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不到6个月。

　　黄祥连告诉记者，尽管国家对渔民有相关的补贴，但近几年，村里很多人开始“洗脚上岸”，外出打工，年轻人子承父业，继续从事渔业工作的越来越少。

　　转产转业

　　随着渔村的衰退，靠海吃海的渔民，开始望海兴叹，或弃船上岸，或外出务工。

　　2002年8月，全国沿海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作会议在湛江召开，意味着全国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作从此开始。

　　各地方政府开始鼓励渔民们转产转业。记者从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，从2003年连江县开展转产转业以来，共拆解渔船68艘，收回捕捞指标功率8009.2千瓦，转产转业渔民383人，并举行5期转产转业渔民培训班，有350名渔民培训后从事水产养殖、加工流通、远洋捕捞等行业工作。

　　定海村也成为中国沿海众多面临转产转业的渔业村之一。但限于资金及技术等原因，并不是所有的渔民都转向水产养殖、水产品加工等行业，更多的渔民则自谋出路。

　　2005年，定海村一部分村民合资购买了第一艘工程船，从事海上打捞、港口疏浚、挖泥等。“第一年生意不是很好，后来随后海洋经济的兴起，才好起来”。

　　“看到这个行业不错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这个行列”，黄祥连说，“有村民将自己的渔船卖掉，筹款买了工程船”。

　　而工程船价格昂贵，一艘高达上千万元。单个渔民无力承担，一艘工程船往往多达几十位村民集资购买，“渔民变成了股东”。福建民间自古有之的标会，也为渔民的筹款提供了便利。

　　至今，定海村已经拥有14艘工程船。“海上工程船，作为一个新兴行业，发展非常快，之前每年都有5000万元的产值”，筱埕镇副镇长汤国登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。

　　对于定海村的“工程船现象”，汤国登评价说，“定海村渔民自筹资金，自谋生路，为筱埕乃至连江县的渔业转轨开拓了一条新路，具有非常大的社会意义”。

　　“信宏168”和“康顺9号”工程船就是这14艘中的两艘。2006年下半年，30余位定海村村民，通过借债、民间标会以及高利贷等方式，分别集资上千万元购买了工程船，“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股东，同时也是各司其职的船员”。

　　渔民的出路

　　筱埕镇定海村29名船员因“海上盗捞钢材”被逮捕后，当地政府多次和台州方面联络、协调。

　　筱埕镇镇政府在给连江县政法委的一份报告中称，由于近年来渔业资源逐步枯竭，渔民们逐步离开传统渔业生产，开辟新的谋生之路，近几年由该村资产自创发展海上沉船打捞这一新兴产业，切实地对渔民的生计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　　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，连江县政法委书记，曾两次亲赴台州协调此事。

　　一份连江县政法委给台州市椒江区政法委的函中称，“两艘工程船船员迫于近年渔业资源日益枯竭，目前涉案人员35人中100%都是举债投产转业，涉及面达百户群众，影响巨大……特具函恳请贵委出面协调相关部门，建议予以放回被扣工程船，对涉案人员予以从宽处理并恳求取保候审。”

　　两艘被扣押在浙江海警第一支队的工程船，在交了110万元保证金后，于今年3月2日被“取保”回村。如今，这两艘船停在定海村的渔港中，记者登船查看时，由于久未使用，船上甲板及抓斗等都已锈迹斑斑。

　　在采访中，筱埕镇副镇长汤国登表示，养殖海域是有限的，而海上工程则没有地域限制，本来给渔民带来希望的海上工程业务，出事后，对渔民来说确实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。

　　“一下子，渔民的积极性受到影响，有些本来也准备买工程船的渔民，转而又购买了小渔船，又去打渔了。”定海村党委书记黄祥连说。

　　对于渔民今后的出路问题，黄祥连说，告别出海打渔、看天吃饭的日子，转产是必须要走的路，这是大势所趋。

　　汤国登透露，镇里准备成立一家海洋工程有限公司，以备今后更好地统筹发展海上工程业，毕竟海洋经济还是大有可为的。

　　记者手记：被打乱的渔村生活

　　本刊记者/沈雁冰

　　(一)

　　定海村29位船员的被抓，让这个往日平静的渔村不再平静。

　　很多渔民家庭，眼瞅着靠海上工程船“发家致富”，过上新的生活，但2008年5月，船被扣，人被抓，他们的美好愿望，瞬间被打破。

　　“消息传到村里，整个渔村炸开了锅”，很多船员家属终日以泪洗面，寝食不安。

　　2008年春节刚过，船员们带着希望出海寻工程来做，妻儿及母亲在家安心地等待他们的归来。本来在渔民村，丈夫或儿子出海十天、半个月不归，早已习以为常，但这一次“一走就是一年半”。

　　这个原本按既有社会秩序生长的渔村，因为29位村民的变故，原有的乡村秩序被打乱。

　　由于很多家庭买船的钱来自标会及借贷，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，标会倒了，债主盈门。

　　“康顺9号”船员黄祥明，48岁，之前自己没有渔船，给别人打工。其妻对记者说，“总共投进去40万，而自家只有5万左右，其余的钱都是标会标来的”。其他很多船员家庭，资金来源与黄祥明家类似。

　　筱埕镇副镇长也向记者证实，案件涉及31个家庭，其背后涉及100多个家庭，300多号人，“标会集资，往往大会套小会，一个标会倒了，连锁反应，很多标会连带倒了，有一段时间，只得政府出面，全面暂停”。

　　几乎家家都是举债购船，事发后，已无力再支付任何大笔支出，“放回”两艘工程船的保证金110万元，也是集资及参股人员向村委会的借款。

　　黄祥明妻子说，现在只有等老公回来，慢慢赚钱，还掉这些旧债。

　　(二)

　　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，船上被抓的人员，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力，家中的顶梁柱。事情发生后，村里剩下最多的是老人、小孩和妇女。

　　“信宏168”号船员高贞勇81岁的老母亲陈妹桑，谈及往事，老泪纵横，说起儿子买船的初衷，“一直一直很穷，穷怕了，他爷爷、父亲这一代过来都是小船，现在下血本买了大船，想要发财致富”。

　　被抓之前，高的八旬老父亲高长珠，自己能烧菜做饭，生活能自理，听到儿子被抓的消息后，饭也不吃，一哭几天，后来一头栽倒在厕所里，此后一蹶不振，卧床不起，嘴里每天唠叨着儿子回来。

　　“小孩要吃奶粉，每天门一开就要花钱，教我如何是好？”陈妹桑喃喃自语。

　　“康顺9号”船上被抓的还有一对父子，陈金国和陈春旺，举债几十万，想多赚点钱。此刻，留在家里的是80岁的祖母，61岁的妻子，31岁的儿媳，6岁的孙女。

　　两个顶梁柱不在，生活来源快断了，八旬祖母林燕金找了活，帮人编织虾姑鱼网，一张织6个小时，收入3块钱。有时候织着织着就哭了，一天也没有煮饭，“生活实在太苦了，早也哭，晚也哭，每天哭，感觉生活没什么盼头了”。

　　(三)

　　自从一年半前，这些船员离家，再也没有回来过，时过境迁，家里的变化他们也无法感知。

　　“康顺9号”船员陈景，27岁，父母早年双亡，从小在外公家长大，与他相依为命的哥哥陈伟在6年前走失，一直未找回来。在看守所的陈景至今还不知道，去年12月，外公也已去世。

　　赵世蒋离开家的时候，儿子刚刚满月，一年半过去，现在已能呀呀学语了。

　　村干部向记者回忆，今年大年夜时，镇、村慰问出事渔民家庭，上门发现，很多家庭门虚掩，人却躲在屋里偷偷地哭。

　　为了见亲人一面，2009年6月10日深夜，庭审前夜，60多名村民乘坐包车连夜赶往800公里外的台州椒江，“为的是省下晚上的住宿费”，村民代表说。

　　开庭时，孙火珠只看到丈夫陈金国的背影，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，“头发都白了”。

　　“康顺9号”船船长石新建，家徒四壁，妻子5年前因癌症去世，治病借了很多钱，儿子寄居在叔叔家。

　　据邻居说，自从知道儿子被抓后，石新建78岁的母亲林依莲，就变得疯疯癫癫，一天到晚坐在家门口，望着上山的路，等儿子回来。

　　她逢人就像祥林嫂一样反反复复说着，“把我孩子还回来”。

　　2009年6月14日，一场暴雨降临在定海村，一群老人和妇女，站在雨中，甚至顾不上撑开雨伞，争抢着向记者述说经历，眼泪和雨水交织流淌。

　　定海村，三面山，一面海，老村依山而建，新村则建在围垦的海涂上。通往老村的山路，弯弯曲曲，一些石头垒砌的房子随处可见，海风侵蚀过的痕迹，斑斑驳驳。记者在走访中发现，两艘船的船员家庭几乎都在老村，房屋年代久远，显得低矮昏暗，“那艘海上工程船承载着他们发家致富的梦想”。

　　记者离开的时候，天色暗下来，离开码头的舢板船，在海面上泛开一波又一波的涟漪，像一道道伤口，被海水平复，迅即又拉开。